诗歌文集

一些青少年对歌星、影星很熟悉，却不知道‘两弹一星’元勋邓稼先、郭永怀等人的名字；一些青少年沉迷于网络上的‘偷菜’、‘魔兽世界’等电子游戏，却没有时间阅读科学文化名著。”在今年两会上，农工党中央在递交的提案中表达了对年轻一代的担忧，提出建立中华科学文化“名人堂”，培养青少年崇高的道德情感。

　　农工党中央认为，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消费模式和拜金主义的影响，我国出现了物欲膨胀、精神退让的苗头。因此，建立有形的纪念物，纪念那些对中华民名 人 堂族科学文化发展有突出贡献的英才，既是传播科学文化的需求，也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、增强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迫切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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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个套自卡佛小说的标题，也可以仿写成：当我们阅读译诗，我们阅读什么？或：当我们译诗，我们译什么？—译诗，正是阅读、阐释和写作的三位一体—刚好合适冠于叶维廉《众树歌唱：欧美现代诗100首》的这篇评介。

　　80年代的“诗歌秘笈”

　　《众树歌唱》，当它还只是“欧洲、拉丁美洲现代诗选”的时候，就已经让人“大为惊艳”（诗人陈黎）， “让我们开了眼界”（诗人北岛）。书封底的几则推荐语，大概都说到了这层意思。那是1976年，移译了60多首西方现代诗的《众树歌唱》由黎明公司出版，不仅推波助澜上世纪50年代发起，六七十年代浪潮迭涌又转了潮头的台湾现代诗运动，并且立即成为台湾现代诗的重要组成。其作用，如叶维廉自己所言：“是填补一些重大的空缺，或为了激发创作而提供新境。”这种提供、填补和激发，当然不始于这部译诗集的正式出版现代诗歌—它们跟台湾的现代诗运动其实同步—50年代以来，叶维廉陆续翻译和发表了这些诗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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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出版人》： 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您开始写作《难以企及的人物》书中那些数学家的故事？
蔡天新：许多数学同行（包括我本人）都感觉到了，数学家的公众形象有些偏颇，尤其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出笼以后（此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），似乎数学家个个都像陈景润那样不食人间烟火，走在路上会撞到电线杆。就我个人而言，经常为那些人类最高智慧和成就的取得感动，所以我开始选择一些数学人物重新审视和理解。去年，我出版了一本大学通识教材《数学与人类文明》（浙江大学出版社，“十一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），那也是一部数学与人类文明相互交融的历史，而《难以企及的人物》是对其中的一些人物作进一步的探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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